座落在北京西单商业区西侧一隅的北京音乐厅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高雅音乐圣殿。与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相比，它并不显得十分伟岸。到这里聆听过那气势恢宏的中外交响作品，目睹一代音乐指挥大师那“乐坛拿破仑”风采的北京市民却不足十分之一。而这些不足十分之一的来去匆匆者，也许并没有理会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这座唯一的高雅音乐圣殿内悬挂着的音乐家肖像，除了聂耳、冼星海之外，再无第三个活着的中国人。

    正象这座躲在闹市一隅的音乐厅一样，我们的指挥家们与他们的高雅音乐也被挤在社会的一隅叹息着。眼下一个歌星唱上一两首流行歌曲便能大红大紫家喻户晓身价倍增。而那些为新中国音乐事业默默奉献一生，在国外乐坛享有盛名的一代指挥家们，国人对其却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我为这一代艺术家不平，也为国人的审美品位汗颜。新中国的音乐史上不应该忘却他们的名字！

    出自这种极朴素的不平感的驱使，我选择了一个在现代商品社会大潮中被人视为毫无商业价值的拍摄专题——中国名指挥。我自知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智为他们造像立传。让后人知晓：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曾经有过一些多灾多难的人们，为了他们多灾多难的音乐奉献了他们多灾多难的人生。

    于是，我默默地，就象这一代指挥家几十年默默地那样上路了。

    没有人为我提供经费，我只能自己对自己慷慨解囊。由于这一辈人普遍年事已高，加之高雅音乐“曲高和寡”，他们的演出机会已经很少了。他们的每次登台执棒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拍摄机会。能够趁他们健在留下他们的舞台风采，实在是件极有价值又刻不容缓的事情。我越发感到紧迫，肩头上渐渐地压上了一道沉重的使命感。

    工程浩大，能够支撑着我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是我从这浩大工程中得到的一种浩大的感染。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得知我立志要为中国指挥家造像立传时，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书名；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赵风先生也抱病为我即将出版的专集作序；北京音乐厅的赵永诚经理为我的拍摄工作大开绿灯，破例允许我上台拍摄，并有意为我在音乐厅举办影展。我的手中没有任何“尚方宝剑”，也没有那些盖着朱红大印的批文介绍信之类的东西。我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练活儿的“个体户”。然而我并没有遇到什么拍摄上的阻力。能够解释这种“怪现象”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大家都认为我所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91年2月，当我赶到中央音乐学院去拍摄女指挥家郑小瑛排练时，才得知她的“爱乐女室内乐团”至今没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地。艺术家们只得四处“打游击”找不要钱的排练厅。当人们坐在音乐厅舒适的软椅上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从郑小瑛手中的指挥棒下流淌出美妙旋律时，有谁认真思索过是什么精神使这些艺术家们提着沉重的乐器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一次又一次地碾转于一间又一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排练厅里呢

    当我把指挥家黄飞立教授的演出照片送给他老人家时，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50年代毅然回国创办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老教授激动地说：“我指挥了大半辈子，至今也没有一张好照片。”老人拿着照片久久端详，忽然发现照片上自己的领结有点歪，便不无惋惜地喃喃道：“领结怎么歪了呢？怎么歪了呢？”并用手在照片上拨弄领结，恨不得把它扶正了。此情此景，不免让人心中酸楚。老人严谨的人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可我心里总觉得怪对不住老人似的。这不禁使我想起1991年春节前夕在黄飞立教授家采访时，黄老夫人赵方幸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能不能在电视广播的黄金时间里每天给我们严肃音乐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只要一分钟还不行吗？”这位老太太说话时的神情使我不敢抬头与之对视。我相信，不论过去多少年，当我回想起这位老太太的话和她那说话的神情时，我的心都会为之颤栗。

    1993年10月，我两次自费赴上海拍摄指挥家的演出。我拜访了交响乐指挥的老前辈黄贻钧先生。这位78岁的老人已经显得风烛残年。严重的耳聋使他不得不借助于双耳式的立体声助听器与我交谈。墙角矗立着一个大氧气瓶以防不测。从老人那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颤巍巍的身影中，我怎么也寻觅不到这位当年第一个进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的中国演奏员的倜倘风姿。据说黄老先生的腰和腿已经在“文革”的残酷批斗中落下了不可治愈的残疾。又听知情
人介绍，黄老现在的耳聋就是当年被红卫兵小将们用开水往耳朵里灌造成的。指挥家的耳朵和双腿就是他们的生命。
我不知当年那个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革命举动”的小将是否在忏悔。

    这就是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下的那一代指挥家的命运。与之相比使我想起在采访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卞祖善先生时听他讲起的一段小故事。

    1991年10月，卞祖善随团赴台湾演出。当观看演出的台湾巨相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添进先生和著名服装设计师洪丽芬小姐得知卞祖善要为他的患难夫人选购一套婚纱时，执意要亲自为他全家人定做一套婚礼服。此事一时传为海峡两岸友谊的佳话。然而，当我听完这个故事后心情却很沉重。在我们大陆青少年会哼哼“想你想断肠”的比会哼哼贝多芬的《欢乐颂》的人数不知要多上多少倍的今天，我们的指挥家和高雅艺术能获此“礼遇”、享此“殊荣”吗？难怪我们的指挥大家李德伦老先生每每在谈到振兴交响音乐时总是摇头叹气呢！

    历时3年的自费拍摄，个中甘苦只有自知。从发自内心的不平开始这项工作，直至升华到与这一代艺术家的高尚情操和敬业精神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是我整个生命历程中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会为我曾经有这段经历和完成了一件有着历史意义的事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尽管我时常感到囊中羞涩，但当我摊开案头上一叠叠照片小样和那一封封指挥家及各地素不相识的朋友们的热情洋溢的来信时，顿时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